现代化，环境与三峡探索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迅速发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已逐渐引起中国公众的关注 。然而，对当代中国人说来，生存和发展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问题。 　　但是，经验和现实告诫我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只会给人类带来短暂的物质 财富，却会从根本上破坏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给今后社会留下无穷的隐患和 灾难。中国如今日渐频繁的自然灾害－－水灾、旱灾、风灾、地震已经是自然界 发给我们的警告。 　　在中国众多严峻的环境问题中，三峡工程是世人关注的焦点。表面上看，对 它只有支持，反对或不置可否三种答案。但关于它的辩论，却囊括了政治、经济 、环境、科学、工程、民权、资讯流动、文物保护等诸多理论与实践范畴，它反 映出了中国人百年来走入工业化，走入现代，走入世界的一部困惑历史。 　　在西方，对三峡工程的态度是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反对派一般说来包括西 方社会左翼自由民主派别－－环保组织、人权组织、妇女组织、同性恋组织等。 主流的大企业、财团、政府工业外贸部门，处于自身发展利益，表面上多态度暧 昧，暗中多有意参与。然而很难用西方的派别阵营体系来为中国三峡支持或反对 派贴标签。在围绕三峡工程几十年的争论中，即有技术纠纷、政见相异、利益分 争，又有对运作程序的不同意见，对国家根本利益的不同认识，对人与自然关系 的不同看法，甚至有当事人之间的性格冲突。 　　问题的关键在于，三峡工程被政治化了。它被诠译为一个与政权认同有关的 政治符号。任何不同的意见，即使是纯学术，纯技术性的，也在中国的大众传媒 中被封锁了。同样，海外反对三峡工程的运动，也倾向将有关三峡的辩论纳入反 政府的政治话语。这一状况掩盖了三峡辩论中最本质，最深刻的意义－－即现代 化与发展的极限，人与自然的关系选择等对现代社会极具普遍性的问题。 　　我们希望这份电子刊物能够成为中国人理性，客观地讨论这个对中国环境有 重大影响的世界第一大坝的园地。我们希望它能使三峡辩论摆脱通行的政治化模 式，以环境主义的态度来探索长江大坝对中国社会自然环境的后患与危害。三峡 工程代表的“发展”与“工业化”的主流意识并不是共产主义的独家产品。资本 主义与共产主义这表面上似乎水火不相容的两大体系，其实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这 个核心问题上却是相同的。正是这种意识上的共同点，中共政府才能使西方政府 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保持暧昧态度，使西方大财团大企业成了工程项目的积极合作 伙伴。 　　这份刊物不仅仅是关于三峡工程的辩论，它同时也为所有关心中国自然生态 环境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绿色运动的讲台。工业化发展暴殄天物般消耗地球日见匮 乏的资源。在世纪末的今天，中国人进入现代化，进入世界前列似乎已不再是遥 远的梦想。然而，他们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空气河流污染，森林植被 退化，水土流失，沙漠化，黄河断流……。曾抚育了世界优秀文明之一的锦绣江 山正在逐渐消失。人类在聚敛财富的同时毁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该是我们深刻 反省当代流行的工业化模式与生态资源关系的时候了。难道当代人不能抑制自己 物质享受的欲望和“征服自然”的野心，为后代留下一个尽可能美好秀丽、风光 无限的自然环境吗？ —————————————————————————————————— 【新闻摘要】 ◆　据新华社消息，朱熔基已接替李鹏就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吴邦国任 第一付主任。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目前仍继续留任。据知情人分析，此次职位变动 削弱了前总理和三峡工程积极支持者李鹏对三峡工程的直接影响。 　　与此同时，大陆内部反对三峡工程的科学家，学者和记者又开始新一轮的积 极活动，力争影响新政府在三峡工程上的决策。 ◆　国际河流网络不久前通知中国官方，在纽约文物市场２５０万美元拍卖的一 件汉代青铜神树（ｓｐｉｒｉｔ　ｔｒｅｅ）出自三峡库区的古墓。据中国历史 博物馆馆长和三峡文物保护委员会主任于维超（音译）确认，此文物出土于巫山 县江东咀的汉代古墓中。古墓遗址属于三峡库区，目前正大兴土木建造巫山县新 县城。古墓的资料介绍，该墓中出土的文物有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物包括东汉时 期的青铜神树。 ◆　重庆市将在今后两年内投资７０００万元建造３０个雷达气象监测站。新的 预警系统将把暴雨和其它天气预报的准确度提高百分之十。据说将有助于保护三 峡大坝的防洪功能。 ◆　中国三峡工程知名反对派戴晴及其同事最近在北美出版了英文的“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ｒａｇｏｎ　Ｈａｓ　Ｃｏｍｅ！”一书。该书首次报导了三峡 库区移民试点工作的内幕，１９７５年板桥、石漫滩水库溃坝事件，中共建国以 来水坝和移民失败实例，以及大陆考古学者为保护三峡库区将要淹没的１２００ 多个古迹的艰苦工作。 —————————————————————————————————— 【专题报道】 　　　　　　　　　　　　　三峡工程建设中移民的问题 　　　　　　　　　　　　　　　　◇吴　明◇ 　　今年初，社会学家吴明曾到三峡大坝工程周围各县考察访问。之后于1998 年3月在“国际河流网络”上发表了他的考察报告。这里是该报告的摘录。 （一）引言 　　在中国长江中段的三峡，目前正在建设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水坝。如果整 个工程能够按预定计划在2003年完工，届时将形成一个超出海平面以上135 米的巨大的水库，从而可以为第一组发电机开始工作创造条件。整个三峡工程将 到2009年才能全部完成。中国政府说，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计划，将有120 万人必须迁移。对此工程持批评态度的人则认为，被迫迁移的人数要比政府公布 的多得多，可能会达到160万到190万之间。他们之中的一半人是城市居 民，另一半则是农村居民。农民们要在新的地方开始生活，就需要土地或者做工 。 　　从1994年大坝动工开始占地到现在，虽然只迁移了很小一部分人，就已 经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官方的通报给人们的印象是迁移进行得很顺利。但实 际的迁移过程中却充满了管理不善，官员腐败，补偿不当，以及提供给迁移者的 土地匮乏和就业机会不足。对迁移的不满和以拖延相抗拒的事到处可见。所有这 些都为大坝工程能否照原计划进行下去发出了警示。本文所要报告的就是这些问 题，是作者1998年1月对建坝涉及的22个县中的五个县进行访谈时 发现的。 　　我所访问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小商人，四川省的云阳，奉节，巫山三个县 和湖北省巴东，秭归两个县的官员。这五个县总共有42万人已被列为需迁移 人口。 （二）虚报数字已不足为奇 　　对三峡迁移的情况进行评估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官方统计数字的水分 太大，成绩常常被夸大。例如，四川指派了四位全职记者报道迁移工作的进展。 他们告诉我说，四川和湖北的县级干部在一月份的一个会议上声称，已经迁移的 人口已有20万。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整个迁移工作可以提前完成。但 记者们对我解释说，这个数字是夸大的，是地方官员想给上级好印象。其中一位 记者对整个三峡地区做了详细的调查后说，实际数字不会超过官方公布数字的一 半。就连三峡工程拆迁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都说，这个数字不可信。就在我们谈 话几天后，万县日报就刊登了一篇报道，其中引用三峡工程拆迁办公室主任齐林 （音译）的话说，到当时为止，已经安置的人口数为10万。报道也没说这些 人的安置是否妥当，是否达到了政府所要求，包括有新家，生活所需用品，以及 所受损失得到适当的赔偿。在云阳县的采访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三峡工程拆迁办 公室的领导无法得到真实的信息。云阳县有12万人需要重新安置。 　　在一月份上半个月，云阳县政府举办了一个迁居展示会。图表上把迁居的人 列为三类。第一类5，940人被称作“生产安置”，意为他们或得到新的 土地，或到新工厂工作。第二类2，610人，被称作“生活安置”，即已 为他们找好新住处，可以建新家；第三类187人被称作“消耗移民”，即他 们已从政府得到了全额迁移费，政府不再对他们负有责任。据该县的官员讲，这 三类人的数字即使不是全部虚假的，也都有问题。在私下的谈话中，这位官员指 出，“生产安置”移民的数字大约为3000人。他解释说，在实行迁移的早期 ，他们试图安置所有农民，但是实际上，所谓为他们准备好的24367亩土地 ，只有2000亩是可耕地。而其余的土地则被农民们称作是，“远看象沟渠， 近看象猪圈”。 　　第三类的“消耗移民”则是不幸的一群，他们被劝说迁移到海南岛。他们所 在县的官员与海南岛的官员之间曾为此达成协议。但他们在去了海南岛六个月以 后又回到了云阳，并说他们是受了欺骗。一位农民在接受采访时抱怨说，他和同 村人在去之前都得到保证说，到海南可以生活得好。但他们去了以后才知道，划 给他们的地方根本无法居住。结果，他们搬去又搬回，花光了政府给的搬迁补贴 ，也没有资格再申请。他们搬回了老家，可等水位涨上来他们还必须得搬走。云 阳县的官员在“生产安置”的可用土地一事上含含糊糊，对在“消耗移民”上的 失败也是遮遮掩掩。 　　在三峡也确有一些移民被安置得不错，他们有新房，有工作，得到了迁居补 助金。在湖北省巴东和秭归县，我遇到过六个农民家庭。他们在迁居后过得很舒 服。有的还在新迁居的县城中心开了小商店。这些家庭解释说，他们之所以顺利 是因为被当地官员选作了移民典型，以便展示给其他移民和上级领导看。据了解 ，每树立这样一个典型户所花费的钱要四倍于一般的移民户。由于中央政府下发 的拨款总额是确定的，所以在树典型上花了那么多钱后，到底能发给一般移民户 多少补偿金就很成问题了。 　　地方官员在三峡移民问题上的弄虚作假在去年秋天中国总理李鹏到迁居地视 察时表现得最充分。居民们为发给的补偿金数量太少而愤愤不平，他们组织起来 请愿要求增加补偿金。据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地方官员说，他们当时与警察一起 阻止这些请愿的人参加会议。并找了一些根本没有面临迁移问题的人去开会，装 成是迁居者听李鹏的讲话。当然，地方官员也不能在所有事情上都隐瞒真相。中 央政府一再强调三峡工程的政治意义，不允许出差错。所谓政治意义包括三个方 面的含义：首先，三峡工程被说成是所及地区民众都支持的项目，他们希望通过 此工程减轻贫困，减少洪水灾害，并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第二，三峡工程被看 作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为纪念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第一代领导人而修筑的 ，是要完成他们的夙愿，把毛泽东在诗词中描绘的“高峡出平湖”变成现实。第 三，这个工程还被作为是国家的骄傲，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能力。正因为如此，对 三峡工程的态度就代表着对中央是否忠实，对死去的领导人和中国民众是否忠实 。反过来，批评此工程就就被看成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所有地方官员都明白，他 们的罢免升迁都与他们能否使中央满意息息相连。所以，许多地方官员都愿意主 动承担任务，至于其中一些想籍欺瞒而升迁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峡工程政治上的重要性决定了相关报道的高度敏感性，任何有关迁移中存 在问题的批评性报道，或负面的信息都很难能出现在媒体上，即使当地媒体也都 是装聋作哑。因为记者们很清楚，报道移民过程中的问题，即使你是对的，也有 可能毁了自己。因而，他们报道时的口气以及报道的题目通常都是在迎合当地官 员的好恶。相比较来说，四川的新闻媒体在日常报道中提到的问题要比湖北省多 些。四川的报道曾涉及到许多该省的中上层干部对三峡工程怀疑的态度。他们为 本省承担的移民重担和丧失那么多土地和财产而怨声载道，也为中央政府没有督 促下游受益省份多给他们支持而愤愤不平。 （三）农民们损失最大 　　虽然迁居农民面临着许多困难和痛苦，但他们社会地位底下，加上官僚主义 的冷漠，使他们常被忽视。他们的主要困难之一是信息的缺乏和无处去了解未来 将会发生什么。比如，在水库将淹及的135米线之内的云阳，奉节和巫山三 县的农民只知道他们需在2003年前迁走，因为到那时他们的家将被水库淹没 。但当我采访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清楚将迁往何处，能得到多少迁居赔偿 费。而赔偿费在不同地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又分成不同的等级。对农民财产 ，搬迁费用及建新房花费的评估还是1992年进行的，农民们也不清楚赔偿费 能不能随通货膨胀而调整。 　　更令农民担忧的是官员的腐败。他们担心是否可以拿到全部赔偿费。我采访 到的每位农民都提到官员们贪污移民费，从建筑商那里收取贿赂的事例。例如在 云阳县，去年有八个干部因受贿被枪决。他们中有两人是该县主管移民事务的县 长和书记，另六人是新迁居地建设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从各种项目中收取贿赂， 如地皮作价，建筑合同，修建公路，学校，公寓，医院，办公楼等项目。据一位 县里的官员说，制止城乡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更换 得太频繁。虽然这与中国其他地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三峡地区却面临实际上更 难解决的移民等问题。干部们对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多大兴趣。按这位县干部所说 ，“基层的干部们普遍有一种心态，如果在掌权期间没从移民项目中捞钱，那就 等于坐失良机。而一旦他们的腰包鼓起来之后，他们或离职或消失了。即使我们 再发现他们有贪污受贿的问题，也很难在惩治他们，因为你根本就找不到他们了 ”。 　　对移民们来说一个更严肃的问题是官方在对他们所受损失估价时要按中国的 人口制度把他们分作两类：城市居民或农村居民。农村居民在购买建房材料时， 价格与城市居民是一样的，可他们得到的赔偿费却要比前者少。例如在云阳县， 每平方米砖瓦房的赔偿作价在县城是300元人民币，在乡镇是225元，而 在乡村则为180元。在湖北省秭归县，县，乡，村三级的作价分别为400 元，200元和150元。我采访的许多农民都愤愤不平的说，赔偿的钱根本 不够他们建新家的。 （四）关于工作的许诺也是迷惑人的 　　三峡库区将淹没的农田面积达43万至45万亩。其中大部分都不属于 长江流域的可灌溉肥沃稻田，而是散落在山坡上，只能靠自然降雨灌溉。这些田 地大多非常贫瘠。而按照三峡工程的移民计划，农民们要迁移去的地方是比这更 高的山地。他们面临的是更糟的生态环境：大约30%的山坡地倾斜度超过25 度。更为严重的是，水库对土壤的侵蚀将波及80%的这些新开垦的土地，使 其很快也变成无法种植的土地。而这就意味着，迁到这些地区的移民就不得不再 次迁移。 　　三峡工程的官员们也明白，三峡地区不可能消化那么多失去家园的农民，而 只能将他们转到工厂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政府的“发展安置”规划目标中有 一项是为那些不可能再回到土地上的农民提供工作机会，包括建立一些新的工业 企业或以现有的工厂来消化一些劳动力。 　　但在过去几年中，寻求工业就业机会的努力并不令人乐观，因为当地的工厂 都已雇满了人。雇佣新工人的机会实际上已经消失。1997年中国全国的失业 率都在增加。三峡地区，成百上千的原来在国有企业的工人被辞退。据当地官员 介绍，在重庆市管辖范围内，已经有2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在四川省的 云阳县，仅1997年，就有两成工人(约8000人)下岗，他们许多 人每个月只能领取150元到200元的象征性工资。这种境况导致云阳县在 92年到97年之间农转工的368名移民中，有将近五分之一又不得不返回 农村以求糊口度日。 　　整个三峡地区，尤其是四川库区的失业率在未来几年还可能更高。奉节就是 一个实例。一位该县的官员坦率地说，三峡工程有关安置农民进城做工的允诺现 在已经成了无意义的口号。“目前我们考虑最多的是怎样才能保证　工人的最低 工资，如何为那些难以度日的市民提供紧急援助。根本就不可能再为农村迁移人 口提供工作机会。如果工厂工人和城市居民能保持他们目前的身份而不至为生存 变成农民，那就是我们认为最好的结果了”。这位官员的悲观论调并不是杞人忧 天，1997年的调查发现，奉节县的80个国营和集体企业中，只有四个是 盈利的，其他都是亏损的，有的正面临破产。 （五）结论：未记取过去教训。 　　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一个大型水库也没有，小型水电站也 不超过40个。但到1985年，由中央计划建设的以发电，灌溉和控制洪水 为目标的电站已达70000个，水库已达80000个。到1992年三峡项目 得到批准时，中国已有蓄水超过一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369个。目前，中国 建设水坝的努力正达到一个高峰期，包括三峡大坝在内的15个巨型水坝正在 建设中，每个水坝的设计发电量都超过100亿千瓦。 　　根据官方数字，到目前为止中国因建坝而迁移的人口已有一千零二十万。在 已经完成的大坝项目中，迁移人口最多的有：三门峡41万人，丹江口38 万人，新安江28万人。这几个工程的人口迁移过程中都出现过政治的，经济 的难题，有过爆发洪灾的危险。由于民众不愿离开家园，抗拒搬迁，还经常伴有 胁迫和赤裸裸的暴力。这部分是由于迁移安置中的草率和强迫性，但从根本上来 说，还是由于计划不周，搬迁费的不足，可耕地的匮乏，和选择的安置地点不合 适。 　　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未考虑被迁居者的权利，而那些人大 部分是农民。他们由于迁居而遭受更贫穷的命运。为了努力减轻这种状况，198 6年，水利部拨款19亿元用于对46个水利工程项目的移民进行再安置， 所涉及的原来未得到合理安置的人口有500万人。但到1989年，农业部 扶贫办公室报告说，在全国库区重新安置的1020万人口中，仍有70% 生活在特别贫困线上。虽然在政府的扶贫努力下，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的状况得 到了改善，但根据世界银行当年发表的文件引述中国政府的资料，仍然有46% 的因建坝而迁移的人口没有得到很好的安置，处在贫穷的危境之中。大量迁居人 口历经几年，甚至十几年还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已经清楚的说明了以人们痛苦为 代价的政策是多么的可怕。 　　就三峡工程来说，中国政府坚持认为，他们已经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会避免 重犯过去的错误。然而事实上，尽管官方的宣传说三峡建设将造福于人民的生活 ，有利于当地的发展，移民中的问题已经使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变得很渺茫。在我 的整个走访过程中被访者都表现出一种对三峡工程无可奈何的屈从态度。他们中 有一种广泛看法，认为三峡工程将使人们的生活标准和质量下降。 　　这种感情在农民和年纪大的人中更强烈。奉节一位农村妇女说，“从现在起 四年内，我们全家不论愿不愿意，都必须迁走。但我们不知道迁到哪里，是否能 与亲属和以前的邻居住在一起？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耕地？但我深知一点 ，在我们的村庄之外不会有属于我们的土地。所以我不会迁走。如果他们想强迫 我走，就叫警察来把我拖走”。 　　另一位乡村医生也讲了同样的事例。他说，许多老年患者对他说，他们将呆 在原驻地不走，直至洪水到来。这位医生说，“那些老人已经住在长江边很多年 ，在这盖起了房，开辟了菜园，在码头旁开了小商店。他们还有各自喜爱的可与 其他老人聊天的茶楼。所有这些都是政府的搬迁赔偿费无法赔偿的。他们想与祖 先埋在一块坟地里。搬迁不仅使他们遭受经济损失，也割断了他们与世代生活的 土地的感情联系。” 　　就象其他工程项目有得也有失一样，三峡工程的'得'是属于那些政 府雇员和城市居民。所有政府的办公楼都已在迁居地建立起来，而且质量很好。 这些建筑物就是用拆迁费建成的。 　　由于广泛的抵触和官方管理上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迁居速度的缓慢，就 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否已有超过50000人迁居妥当。按政府的管理水平和不精 确的资料，相信可能是有少部分人已经妥当迁居。如果中国政府决心落实它的计 划，那么今后五年就需迁移50万人口，这样才能在2003年时将水位提高 到135米。到2009年大坝全部完工时，水位将达到175米，那时还需 要迁走另外50万人。那些仍然关心自己未来官运的干部正严肃的考虑怎样才 能迁走这么多人，和把他们迁到那里。根据过去的经验，许多人都认为，被迫迁 移的人口会想方设法抵制迁移，或尽可能地不迁离太远。这种抵制的一个很可能 的结局就是在水位上升到135米之前，绝大多数移民还需要再安置。 　　这种可能性，加上潜在的大众的骚动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到访的五个县中有 三位官员同意，到2003年之前，没人愿意负责人口的安置工作。其中一位官 员还预计说，“到那时，50万人将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再安置，但却不会有 足够的资金，不会有足够的工作机会，不会有足够的土地给那么多人。如果中央 政府仍然坚持水库要蓄满水，那就将不得不动用军队，或者用人为的洪水迫使库 区居民离开。”这些地方官员们都知道在现在的政治气候下想改变三峡计划是极 其困难的。他们所希望的只是水库水位能低一点，这样就能减少一些迁移人口的 数量。中国总理朱熔基曾说过，他将认真考虑中国不稳定的经济能否承担这笔巨 大的移民费。如果政府真能采取较灵活的政策，那将是三峡地区大多数人民所欢 迎的。